韩少功:文学不应丧失对生活的解释力

     发布日期: 2019-05-17

韩少功:文学不应丧失对生活的解释力

 

嘉宾——

韩少功 著名作家

申霞艳 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

著名作家韩少功在最新长篇小说《修改过程》中开启“寻根”模式,回忆77级学子们的逝水年华,思考转型时期的家国命运与机遇得失。

作品以主人公肖鹏的一篇网络连载小说,牵扯出东麓山脚下一批特殊的大学学子。肖鹏的小说记录了一代人的人生,又修改了一代人的人生,而人生,更像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。

韩少功本人就是77级学生,他借自己的亲身感受入笔,将不可复制的一代人和他们的绝版青春寓于其中,使得这部作品意味深长。

在与评论家申霞艳的这场对谈里,韩少功认为作家应该自省:是不是正在丧失对现实的敏感性与解释力?

 

尝试一种开放式写作,边写边邀请读者参与,自言“像一个老朽,多少做一点挣扎”

申霞艳:新作《修改过程》里有你自己更多的人生经验,很热闹、有趣,语言诙谐幽默,简单的笔触中有奇妙的构思。我读到了你们77级的大学生活,除了亲历者的感情之外,还有一点非常重要,就是对改革开放40年的整体思考,从某个角度来说恢复高考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一维。

韩少功:我20年前就写过大学生,写过八万字。后来觉得不行,就废掉了。这次有了一些新的想法,就把这一段捡起来,不光是写1977年,主要是写“后1977”,写这些人毕业后在干嘛,经历了一些什么,有些什么感受。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就,但也有很多酸甜苦辣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,全社会都感受到激情奔放、思想解放的火热动力。但不少人的价值观却是脆弱的,甚至混乱的,就像肌肉长到前面去了,灵魂没跟上。后来的很多代价、风险、困局恐怕都是来自这里。就像这本小说里写的,有些人追求财富,或追求权力,或追求一种放任和放荡……多少年后,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时,他们有的成功,有的被绊倒,多多少少都会五味杂陈,发现生活对自己的诸多“修改”。这些普通人的人生感受,当然也是一个时代的重要成果和遗产。

我写了几十年的小说,感觉越写越不好写。文学的处境也不太好,都在说“边缘”,说“低谷”,不像1980年代,一度的朝阳产业,征婚广告都要争相标榜“本人热爱文学”。文学为什么会失去大量读者?我们可以埋怨很多读者变得功利,没有“诗和远方”,但也得反过来自省,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做得不好?是不是逐渐丧失对现实的敏感性和解释力?是不是越来越远离人心?在这种情况下,我像一个老朽,多少做一点挣扎,可能这本书也并不成功——这不要紧。比方说我学习和尝试一种开放式写作,一边写小说,一边邀请读者参与对写作过程的检查、监督、甚至剪裁。有些地方会出现“穿帮”,会自曝细节的来处,会坦承写作时的权衡纠结,这实际上都是同读者商讨:这样写好不好?有两个地方出现了A、B章,展示了两种人物命运的可能性,这也是在邀请读者自己拿主意。这样做,打掉一些作者的独断态度,表现出一种自我怀疑,把认知本身也当作认知对象的一部分,大体相当于小说的主调和副调在交错进行。

 

很多人的“自我”其实并不可靠。不时“旁白”又不时“入戏”的书中角色,也是被“修改”的一部分

申霞艳:《修改过程》有非常深沉的部分。读这部小说,第一遍更快乐一点,但第二、三遍时会从笑声中沉默,会触摸到作家的良苦用心。阅读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。读者习惯看的,要么是一个人的成长小说,如《骆驼祥子》;要么是家族小说,像《红楼梦》《白鹿原》。写一个人的命运,来龙去脉容易把握;家族小说,里面都是亲戚关系,也容易把握。但《修改过程》中的人物,彼此是同学关系,而且是77级的同学,他们本就携带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内容而来。同学关系事后回忆可能是人生里非常重要的关系,但同学之间彼此是松散的,有些人物的命运可能是残缺的、缺席的,毕业后的几十年里根本没有关心过,只是道听途说,所有版本都不是确凿的,这些版本互相补充又互相穿帮。

小说里有两个人物有A、B两个版本,一个是班长楼开富,还有一个是被抛出轨道的史纤。其实这不是任意处理的。楼开富和史纤,一个沿着正常轨道在现实中获得了恒定的社会地位,一个是曾经退学被抛出去的人物,以养蜂为生远走他乡。一个满怀热情,一个满蓄诗意,他们的人生都充满了不同的可能性,但不同的可能性中还是有某些必定性的成分。

谈到77级,难免会有一种成功者的回忆姿态。我觉得《修改过程》这一点非常好,它没有沾染回忆普遍具有的那种沾沾自喜感。冷静的叙事姿态确定了这本书的基本价值,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审慎的、犹疑的,邀请读者、尊重读者的叙事态度。我特别关心的是,你这个小说的形式,开篇就是肖鹏写小说引发的争议,相信很多读者都很关心肖鹏和你之间是什么关系?

韩少功:肖鹏是“说戏人”,也是“戏中人”,有点像传统曲艺、戏剧里的角色,不时“旁白”又不时“入戏”。他也是被“修改”的一部分,本是一个天才式的学霸,却总是争抢一种“学渣”形象,觉得当“坏人”更体面,更轻松,玩世不恭、放浪形骸是现代人的人生真理。当然,他后来也遇到了人生危机,玩世主义看来并没有可持续性。他脱胎换骨再造自我,差一点就变成了一头成天蒙眼拉磨的驴,有点苦行的味道。我的经历并没有他那样戏剧化,但我身边有这样的人,对此并不陌生。有些人的前后几乎判若两人,刚才是一匹狼,转眼就成了一只猫,昨天还为赋新诗强说愁,今天却道天凉好个秋。这就是说,很多人的“自我”其实并不可靠,是很不稳定的,都可能要被生活狠狠修理。

 

人类认识他人和社会,就像透过镜片看风景,但镜片本身是怎么回事,有时我们也需要看一看

申霞艳: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修改的过程,社会的修改和自我的修改共同促成命运的修改。《修改过程》中反反复复在考虑小说的写作,小说写作学、小说发生学、小说的文体、小说的修改。这部小说开篇就是肖鹏写的网络小说引发不同的反应。已经是报社的副总编的陆一尘反应最大,他一定要拉上马湘南,因为马湘南是一个成功人士、亿万富翁。虽然都是中文系毕业的,传播界的人物和商业界的人物,对于文字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想法,我觉得背后是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小说的态度。

韩少功:我们人类一直困于这样一个纠缠,认识他人和社会,就像透过镜片看风景,但镜片本身是怎么回事,有时我们也需要看一看。所谓“元小说”就是干这种事的。这本小说差不多也是“元小说”,因此有双重任务,既涉及风景,也涉及镜片。如果把风景和镜片打通来写,把客体和主体打通来写,就有点像物理学中的莫比乌斯环,两个面变成了一个面。

元小说的方式,有利于人们把认识看成相对的认识,有限的认识,流动的认识,需要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认识。放在小说这个框架里看,我们永远需要小说,需要叙事和文字,否则人类就会动物化,用小说里的话来说,一切“事实”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“可知事实”。但小说里陷阱和风险太多,所谓文青也好,书呆子也好,常被文学误导,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,是因为他们把书本当作实践,把文学等同生活,一不小心就入戏太深了。把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认识成果,看作必要、有益的高风险物品,应该是现代人的一种基本觉悟。

 

小说叙事来回穿梭,看似写一代人,实则呈现出对于历史纵深感的开掘

申霞艳:《修改过程》有一个特别敞开的态度,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很多重叠的部分。我想专门谈一下马湘南。他与消费时代、商业时代非常契合。他就是个商业奇才,但他的精神上、情感上、心理上是有问题的。他的母亲是老师,他的志愿是母亲填的,读大学时的作业仍是母亲帮他做的,他回答老师的问题,与别人争论都说“我妈妈说的”。所以后来他的情感生活不顺利,在遭遇种种众叛亲离之后跳楼了。我觉得这个跳楼说明我们还不能够给这样的人一个更好的出路。马湘南的商业成功依靠的是投机精神,他的成功不是一个我们所理想的那种靠着现代经营模式奋斗出来的,所以没有充实感、意义感。马湘南的悲剧结局是不是必然的?

韩少功:也很难说必然,只是说概率比较大。40年来很多“成功人士”都有各自的艰辛,各自的苦恼,只是在马湘南身上表现得严重一点。他的三个儿子都没给他希望,两次婚姻都给他带来很多心理上的阴影。到了晚年,年纪大了的时候,他感觉到自己价值观的混乱,有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动摇。

写马湘南的时候,我并不想丑化他,甚至有点同情他。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,用他们的话来说,穷得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,缺少人生的意义。在世俗的眼光看来,他们是成功者,但他们内心里有极大的恐慌和危机,觉得世情淡漠,怎么享受都无趣,患上精神疾病……这在他们那里是常见现象,倒不如有些低收入者活得那样充实和坚定。事实上,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,与虚无主义和厌世主义,只有半步之遥。上帝给你开了一个门,就给你关上了一扇窗。

申霞艳:是的,你并没有丑化马湘南。相反,他写给林欣的道歉信和林欣的回忆使这个人还有可怀之处。《修改过程》非常理性地刻画了马湘南。他那么聪明、那么善于投机钻营,但他母亲的过度干预使他没有在心理上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,无法承受生命之“轻”。从小说的人物逻辑来说暗含着某种必然性。

小说写的是一代人,我蛮看中这部小说对于历史纵深感的开掘。从77级到今天,从今天到当年,小说叙事来回穿梭,呈现出更丰富的时代感、更饱满的历史感。如果仅仅是回忆77级当年多么有理想、多么冲动、多么纯情、多么有趣,那都只是一代人的记忆。小说是从现在写到过去,视点不断在今天和过去之间跳跃,这就使得每一个读者不管读没读大学都能进入其中,从小说感受整个时代的变化以及时代对于人生的修改过程。时代变化对每个个体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,这是否也是你在创作时非常用心去考虑的?

韩少功:肯定是这样的。生活会修改我们;作者会修改自己的文学;而文学作品一旦诞生,又会参与对生活的修改。这构成一种循环。我曾经有这样一个女同学,有英雄崇拜情结。有一次,一个外地的男生慕名前来求爱,被这个女生拒绝。理由是什么呢?她说,这家伙长得太漂亮了,脸上连一块疤都没有!什么意思?我们一听就知道她肯定读过小说《牛虻》,1950年代非常流行的小说,里面感动了多少读者的男一号,脸上就有一块疤。显然,在这位女读者的理想中,白马王子的脸上一定得有疤,有一点沧桑感和英雄气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,可见文学也能修改生活的,包括定义一个少女的择偶标准。这就像眼下不少文艺作品中的“佛系”“小清新”等,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对我们未来的修改。

文学是什么?文学既不能吃,也不能穿,但文学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,而这些看法本身是世界的一部分。

生活与文学好像是两回事,是两个面,但是在莫比乌斯环里会融为一体,变成一个你永远跑不到尽头的面,一种环绕和纠缠的无限。

这就是我写这本小说时不时有的一种感慨。

来源:《文汇报